有学者认为，对于高楼掷物侵权案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，理由是：在抛掷物侵权的纠纷中，适用一般的侵权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的严格责任都有所不足，依靠整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该社会问题尚不具有可行性。只有发挥公平责任的功能，由业主根据其负担能力和受害人的损害程度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。
笔者不以为然：首先，我们知道公平正义虽然为人人所向往，也是法律的最高追求，但是，却从来没有一致的“正义”的结论。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场合下，正义蕴涵着不同的意义。公平何尝不是？所以，我们不能轻言公平与否，我们更不能轻易用公平正义这种比较弹性、模糊的东西作为判断的基础，而应该寻找已经蕴含公平理念的相关法律依据。
德国学者拉伦茨在《法学方法论》中说：“法律原则通常具有主导性法律思想的特质，其不能直接适用以裁判个案，只能借助法律或司法裁判的具体化才能获得裁判基准。”王泽鉴先生（在《债法原理》中）也指出：“径以‘公平正义’作为请求权基础，据以认定上诉人受有利益，致他人受损害，与‘公平正义’法则有违。此项诉诸‘公平正义’的理由构成，就理念言，固属无误，但就现行法的适用言，未能落实于请求权基础上法律构成要件的涵摄，容易流于空泛，应该尽量避免。”虽然王泽鉴先生说的是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，但其说明一个道理：即基本原则只有具体化之后，体现在法条之后，才能适用。如果仅仅以抽象的基本原则作为请求权基础，恐怕不合适。正像有学者所言，“法律上的价值只有内化为某种逻辑，才具有正当性。”
其次，高楼坠物致害后适用公平责任原则，要求全体住户承担责任，对无辜的受害人固然是公平了，但对除了真正侵害人之外的其余住户是否也公平？
众所周知，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与价值多元化并存的社会，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代表，必须能够妥善地调节和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利益，有效地使各种利益都得到法律的保护。然而现实生活中利益往往存在冲突，无论法律怎样规定都要在保护一种利益的同时损害另外一种利益，如善意取得中的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，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就应该理性地分析，依据充分而正当的理由来决定权利义务的分配（当我们基于合理信赖的重要性而认定动的安全大于静的安全时，法律让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，这对善意第三人是公平的，对原权利人也是公平的）。换言之，保护利益冲突中的一方利益而牺牲另一方利益时，必须有正当理由；一旦有了充分而正当的理由时，这样的结果就是公平的；如果没有正当理由，拿所谓的公平正义来作为依据，这样的结果就不会是公平的。
如果高楼坠物致害中的受害人得不到赔偿，如果仅仅从损害填补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结果的确很不公平。但是我们换个角度，如果全体住户对此承担责任，那对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其他住户又公平吗？显然，在高楼坠物致害案件中，出于公平正义救济受害者而牺牲其他住户，这又违背了对于住户们的公平正义，陷入了混乱的法律逻辑而脱离逻辑的适用有损于法律的价值和统一。所以，我们应该从逻辑出发，分析其他住户到底该不该承担责任。如果该，其承担责任对其也是公平的；如果不该，其不承担责任对受害人也是公平的。
虽然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，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，危险活动急遽增加，受害人与损害发生原因的距离较远，以及技术障碍、信息不对称、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的困难，其难以确定损害究竟如何发生。因此，现代侵权行为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：过错的客观化、过错的推定、严格责任、公平责任、替代责任的扩张以及因果关系的推定等。这些现象都表明，现代侵权法进行了种种制度创新，如归责原则的多元化、因果关系推定等。但这决不意味着任何损害都会得到救济。无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放宽到什么程度，都不可能是零。这就意味着，只有符合了一定条件的损害才可能得到救济，不符合条件的受害人无论损害多么严重都得不到救济，这就是侵权行为法。尽管这样的话听起来有些冷酷无情，但这就是事实。
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突然狂风怒号，电闪雷鸣，一个闪电将其击倒在地。这个人无法得到民法的救济，他只能自认倒霉。罗马法的谚语称之为“不幸事件只能落在被击中者头上”。高楼坠物致害与此表面上不同：一是无侵害人，一是有侵害人。但深入细致的思考一下，两者并无实质的区别：高楼坠物致害中虽然有侵害人，但由于侵害人不明，对于受害人来说，这样的有（侵害人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其实就是没有（侵害人），他只能寻求社会救济。
作者单位：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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