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初，《史上最黑马农民工疯狂的合法维权》等一系列网文先后出现在各大网站论坛上。文章署名为“黄伟木”，讲述了作者自己“卧底”制衣厂，用半年时间搜集证据再举报厂家的经历。文章称，该制衣厂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，不为员工购买社保，工资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，严重安排员工超时加班并不依法支付加班费。近日，黄伟木前往番禺区劳动部门向该制衣厂提出索赔申诉。（9月16日 新华网）
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竟需要采取“卧底”方式进行，尽管有舆论称这是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，甚至有人直接将黄伟木比喻成农民工里的“王海”。但如此孤身“卧底”维权，莫免让人捏了一把汗。
在此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在法治建设日趋成熟的今天，农民工维权却需要靠自身的力量，那么劳动监管部门又在哪里？当农民工社会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保障时，农民工往往更相信用自己的极端方式来解决。
据悉，“黄伟木”为搜集有关的证据，强忍病痛顽强坚持了半年。对此，“黄伟木”称这是“一个身家清白的农民工和一个坐拥千万资产的家族之间的巅峰较量”。显然，这样惊心动魄的较量靠个人单枪匹马去搏奕，过于冷漠与残酷，暴露出了社会监管机制的脆弱，也反映出了职能部门的不作为。
而正由于监管机制的滞后和职能部门的熟视无睹，一方面加剧了劳资方的恶意欠薪、超时加班、不签劳动合同等违反《劳动法》的行为，而另一方面催生了更多理性或非理性维权方式的出现，譬如跳楼讨薪、裸体讨薪、“卧底”维权等等。前几年，在重庆还出现了熊德明这样的“讨薪明星”。诸如此类，与其说是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，不如说是制度执行乏力之下的辛酸之举。
新《劳动法》已于今年1月起正式实施。新《劳动法》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。而有资料显示，有90%以上的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。有了完善的制度，却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职能部门漠然视之。试问，倘若监管到位，用人单位敢漠视员工的合法权益吗？
因此，面对农民工“卧底”维权现象，劳动执法部门应该感到尴尬和汗颜。帮助农民工维权，是他们的职责，而非农民工的心底之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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