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法治的圣坛上，若将太多的社会目标当作祭品，可能使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。”牛津大学法哲学教授约瑟夫·拉兹有这样的卓识。现实中，将社会目标、公众利益当祭品的法规还是时有所见。
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判例：在上海工作的郑州男子胡峰，帮妹妹退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（票价123元，加了27元，凑了个150元的整数），结果被抓并被拘留5天；胡峰将上海铁路公安处告上法庭，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“铁公安”败诉，此乃全国首例铁路部门败诉的倒票处罚案。（9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法律面前，不仅是“人人”平等，“人与机构”也是平等的，不论你这个机构多么强大、多么威权。这就是该判例体现的本质价值。从判决结果看，“票贩子”胡峰很“幸运”，铁路部门颇“倒霉”，以后要做“拘留人家5天”的事儿，得慎重一点了。好在这位胡峰说是“票贩子”，其实并非真的“票贩子”，否则判决结果很玄。
值得思考的是，案件背后的铁路“法规”：按规定，胡峰那张票子是必须退给火车站的，那二十几块钱得由铁路来赚。从2006年1月1日开始，铁道部实行新规定，退票费按车票面额的20%收取。仅仅一买一退之间，你就付出了1/5的费用，多么昂贵。可当时那个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用“更合理、更公平”来评价这个规定。“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”，而缺乏“最低限度道德”的法律法规，最终只会导致很多人“违法”，就像大学生帮同学买票收了一点“辛苦费”，就被当“黄牛党”给抓了。
柏拉图曾说，“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”，那么大学生帮同学买几张火车票、收一点“辛苦费”，胡峰私下转让了一张火车票、当了这么一回“票贩子”，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呢？说穿了，只是对铁老大的“收入”构成了丁点“损害”而已。真正文明、法治的社会，绝不允许部门法规为了小集团私利，而将社会目标、公众利益当祭品。
不久前，我就经历过一次退票：父母回老家的两张火车票，每张百把元，从代售点买来时每张就多花了5元，因故要退票，代售点说这里只管卖不管退，要退就得直接到火车站去退；天啊，大老远的，陪上半天时间不算，打车来回就得50元；再扣掉20%的退票费，数学好的同志帮助算算，还剩多少？而且我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属于“机会成本”，也就是说那半天时间我干别的活收入要超过那点退回来的钱，所以我当下就决定废弃掉那两张火车票。可年迈的老爹老妈不肯啊，两位老人自己颤巍巍坐了公交汽车去退了票……有多少人都得如此费劲而无奈地去退票啊！
一旦你要退票，那么铁路那20%就赚定了。你如果想把票直接转给其他旅客，即使是按原价转让，那也对不起，你这也是违反铁路规定的，把你像胡峰那样抓起来的话，你可不要乱喊“我比窦娥还冤”。我不知道，相比其他交通工具、相比国家的退票规定，中国铁路是不是全世界最狠心的“吃退票”大户。
擅长于将社会目标、公众利益当祭品，从而获取蝇头小利的垄断部门，注定是不会有大发展大进步的。市场经济法则早已证明，没有竞争的垄断，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营，其效率是最低的，资源配置是最浪费、最劣化的。想一想，改革开放30年以来，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与建设规模已让世界惊叹，可是中国的铁路呢？人均还是一根香烟那么长！
法规是对法院实际要做什么的预测，法院则是对社会将会做什么的预测。所以，良法与公正的司法审判，都会有良好的预后，都是对社会的真正负责。这次法院判处铁路部门败诉，还仅仅是对执行违法的矫正，尚未触及“法规”本身。但法规必须与时俱进，这正是为何时时要修改法律规章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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