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刑法修正案(七)》草案近日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此次修正，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层面，其中不乏诸如隐私权、“老鼠仓”、组织传销、洗黑钱之类的社会热点。细心者或许可以发现，新刑法生效11年间，已经先后六次修改。据悉，第八次刑法修改也正在酝酿之中，修改范围还将从分则延伸至总则。人们或许会问，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修改刑法？
刑事立法，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，从而形成刑法规范，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一定超前眼光，能紧随经济、社会、科技与文化的发展，预测出应予规制的“失范”行为。比如，1997年新刑法典起草时，有许多人反对设置“洗钱罪”，认为洗钱是个舶来概念，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洗钱行为。结果是，前六次刑法修改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被增加了两次，第七次修改还得加上单位洗钱这一主体。这就说明，立法如果落后于现实，就必须及时调整。
认真审视这几次刑法修改，可以发现有近60%以上篇幅涉及经济犯罪。之所以如此，与经济近来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，没有证券市场的突飞猛进，显然没有修正案中的掏空上市公司罪、内幕交易罪。另一方面，没有电子摄像头和“人肉搜索”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或许也不会这么快被提升到犯罪层面。再看近邻日本，从1907年到1986年，近80年日本刑法典只被修改了8次。而从1987年至今，其刑法典已被修改了9次，其中2001年修改了3次，2003和2005年修改了2次。这种频繁修改刑法的现象，被日本学者称为“刑事立法的活性化”。可以说，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，社会生活日趋复杂，频繁修改刑法无疑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。
但是，作为涉及剥夺公民生命、自由与财产的基本法律，要注意频繁地修改刑法可能对法律稳定性和严肃性造成影响。对修改内容进行科学的选择、尽量减少修改的频率很有必要。笔者认为，这可以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严格限制入罪行为，一方面是合理配置罪名种类。
严格限制入罪行为，在于秉承谦抑理念，防止刑罚依赖症，避免怠于社会治理，勤于刑罚规制的行为。凡是能够通过行政、民事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就没必要以刑事手段解决，防止刑法的“泛道德化”倾向。如恶意欠薪、见死不救、学术造假，等等。在考虑是否增加新罪时，得观察是否已穷尽了刑法既有规定，是否可以通过灵活解释条文解决相关问题。尤其是经济犯罪，更应综合刑事政策与经济规律作全盘考量，切忌将所有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赋予刑罚效果，导致经济刑罚范围过度扩张。
合理配置罪名种类，是指即便增加罪名，条文设置也宜追求具体和细化。过度的具体与细化，会让刑法分则的适应性与稳定性大打折扣。而且，如果只是简单复制社会现实，必然会令刑法条文数量日益庞杂，刑法典也会变得极其臃肿。比如，既然已经有了诈骗罪，再设置合同诈骗罪、信用卡诈骗罪、信用证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就显得意义不大。另外，与其对挪用型犯罪、掏空上市公司犯罪进行频繁修改，还不如直接设立公司、企业人员背信罪，以保持立法的稳定性、概括性。（萧显：北京学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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