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8月2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。据悉，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（七）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。（见8月25日新华社报道）
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，差额巨大，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。现行《刑法》规定，当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，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。自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”定为犯罪、1997年修订《刑法》时加入了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以来，社会上就出现了对这一规定的争议。
一些人认为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像一个“筐”，腐败分子想不起来、说不明白的，都可以往里装。尤其奇怪的是，当前一些腐败分子不约而同地得了“健忘症”，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巨额财产，一句“记不清楚了”便统统打包，去接受“最多五年有期徒刑”的刑事制裁。“如此一来，该罪名不仅愈来愈难发挥惩治腐败行为的作用，而且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逃脱贪污、受贿罪处罚的‘救生圈’和‘护身符’”。一项旨在制裁贪腐行为的法律产生如此效果，显然应该修订。
但法律的事，不能完全顺着情绪来——毕竟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只有巨额财产并不能足够证明有犯罪行为，其更多是一种推断。其实，自此罪行设立之初，就颇有一些法律学者表示反对。有人认为违背了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来承担的规则，有人认为违背了“无罪推定原则”，更有人认为此罪的设立，很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，甚至伤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私有权。
就是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中，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陷入了两难。但任何法律的存在必然要以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为基础。在近年贪污、贿赂等经济犯罪有所抬头的背景下，在公众对反腐败有强烈呼声的舆论下，全国人大做出其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的修法决定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，令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有了更强的社会基础。这更是一个清晰的反腐信号。
当然，这一法律条文也不是一提刑期就万事大吉。要想避免操作起来沦为“筐”的结局，仍然需要不断研究和细化。比如，司法机关要盯紧贪污受贿犯罪背后的犯罪，如伪证罪、包庇罪、妨害作证罪等，以程序正义防范有图谋地将腐败所得装到这个“筐”里。这些真知灼见都应该经过严格论证，通过适当的途径最大程度地反映到法律当中——毕竟，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在不断的探索修改中完善的，重要的是，不能放弃不断完善的尝试与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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