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了刑法修正案(七)草案议案，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受贿，以及“领导身边人”的受贿行为被首次提出纳入刑法。（8月26日《新京报》）
这是刑法的第七次修改。从这七次刑法修正案来看，其中经济犯罪所占篇幅，极为引人瞩目。仅这次就涉及贿赂、走私、绑架、偷税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多类罪名。之所以如此大幅度地增删、修改经济犯罪的法条，正是立法机关在近年贪污、贿赂等经济犯罪有所抬头的情形下，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市场发展与失范超出预期的背景下，在民众对反腐肃贪有着强烈诉求的舆论压力下，适时做出的立法回应。
刑法新的修正案规定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，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牟取不正当利益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，也将领刑。将“领导身边人”的受贿行为纳入刑法，震慑了“妻子奴仆”的牟利冲动，必能解除不少阻碍官员清廉的束缚。
从修正草案也能看出，本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、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，这也可看作中央打击猖獗的权钱交易的又一重大举措。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受贿，首次纳入刑法，更具清晰的反腐信号意义，昭示出中央反腐肃贪的决心和信心。
当然，受贿罪的立法问题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其立法的科学性、严密性，直接影响到适用法律的准确性，从而影响惩治遏制的效果。根据现有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，当下对离职受贿罪的判定有些类似理论上的斡旋受贿或间接受贿。所以我们在具体操作上，就要注意以下问题，比如明晰离职受贿罪与受贿罪或一般离职受贿违法行为的界限，明确离职受贿罪与事后受贿的区别等，以免误判。
此次刑法修改,还注意了恩威并举，刚柔相济。除了上述的两项“严打”措施，亦不乏人性之举。如对偷税罪的规定：对积极补缴税款和滞纳金,且接受行政处罚的,不追究刑事责任；对绑架罪“起刑点”也做了修改,增加了刑罚设置的档次,为特殊情形的“从轻”处理预留了空间。
当然，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，立法不可能穷尽现实中所有犯罪行为。仅以受贿罪为例，要想准确适用法律惩治各类受贿行为，就必须把握住两点：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。令人欣喜的是，《刑法修正案(七)》正是秉承宽严相济思路。其价值在于，以小试点探讨大问题，从滞后性处破题，兼具前瞻性努力。不过单项立法突破，毕竟单薄，我们更期待，它在带动相关法律配套改革的同时，推动未来的深层改革，如此，这一单项改革才能带动深层、立体化的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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