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基雅维里以人的经验取代神的启示，进而研究政治问题，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格言，狄德罗呼吁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教士，都标志着人的胜利和神明的衰败，于是，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。
法律与宗教相伴而生，这是西方法律史家和法律社会学家共同的看法。16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，宗教、道德和法律混为一体，它们是当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；16世纪之后，随着西方人理智的开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，法律的世俗性日见突出，宗教对法律的影响由显性转向隐性。
基督教成为西方主流宗教之前，巫术、神灵和宗教难以截然分开。一般而言，法律是人类社会的行动规范，但一旦人类智力无法确信事实真相，人们便开始寻找超自然的力量，进而经由神灵的启示解决困境和难题。此时，巫师起着现代法官的作用。这种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的初民社会，而占卜、宣誓、诅咒和神判是宗教化法律的具体形式。
就神判而言，原告控诉被告盗窃，裁判者无法辨别谁是谁非，便把被告扔到水里，如果被告沉入水底，古巴比仑人就认定被告有罪，他的财产即归原告所有；而古代日耳曼人则认定被告无罪，因为人在水里沉底合乎常理，这说明神明接纳了他。或者，日耳曼人让被告吞下一大块奶酪，如果被告顺利咽下，即说明他无罪，如果卡住了咽喉，便说明他有罪。在非洲苏丹的阿德赞人那里，巫师问讯原告或者被告时，为了弄清当事人是否诚实，便拿一块叫做“拜哥”的毒药让鸡吞下，如果鸡没有死，那么就意味着神就宽恕了相关当事人，反之他将受到惩罚。
古希腊同样存在司法女神，荷马史诗中那个被称为“地美士”的人格神，就是神的代理人，他帮助宙斯实施审判。中国古代亦是如此，比如，殷商之占卜就多少带有神启的意味。只是到了西周之后，中国人开始注重人事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崇拜死去的祖先而远离玄乎的神祗。但从“法”字之词源看，神判的影子同样明显。法之从水，从去和从廌，“廌”指独角兽，“其触不直者”，后来成为中国法的图腾和象征。
巫术和宗教之间也存在争斗，在基督教看来，巫术和巫师是对上帝的亵渎，因为他们的巫术假借神秘的力量，威胁了上帝的威力。于是就有了16世纪所上演的“用针刺进女巫们的指甲，用火烤他们的双脚，用重物挤压他们的双腿一直到骨髓从骨腿里喷射出来”的惨剧。基督教被认为是文明的宗教，格劳修斯即曾说，它优于世界上诸如印度教、佛教、犹太教等其他民族的宗教，然而，如圣徒托马斯·阿奎那者，却亦曾大肆呼吁要将异教徒送进宗教裁判所，统统处死。
西方社会进入现代，与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有密切关系。马基雅维里以人的经验取代神的启示，进而研究政治问题，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格言，狄德罗呼吁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教士，都标志着人的胜利和神明的衰败，于是，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。伴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进步，法律不再是神灵统治人类的工具，而是世俗政治主权者规范臣民的规则。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命令，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，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，它们是西方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曾流行过的关于法律的标准定义。
理性与科学可以阻隔法律文本与神启圣意，却无法剔除法律从业者心中的宗教。虽然，现代法律的内容少见宗教的字眼，但，当人们碰到诸如生命、死亡、苦难、危难等法律问题，神或者上帝的字眼便随时会出现在法官的判决中。
法律中有两个常见的抗辩理由：意外事件与紧急避险，两者都与神力相关。人所无法预见或者避免的，称为意外事件，在此情况下，被告免于承担法律责任。意外事件，英美法名词的直译则是“上帝的行为”。火山、地震、海啸、飞机在百慕大上空失事都无法为人类所预见或避免，因此是上帝的行为。
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，理由稍有不同。一个探险者迷失在森林里，饥寒交迫之时发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屋。在这个小屋里，探险者食用了小屋主人野营的储备食品。小屋主人后状告探险者。法官未支持被告的主张。他引用神学家的话说，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为了活命，可以采取必要的行为来保持他的生命，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。探险者的行为是对土地的非法闯入，是对小屋主人财产权的侵犯，但是他求生的本能使他免于承担法律责任。
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渺小的，人类意志是脆弱的，换言之，如果我们无法相信科学是万能的，无法确信计算机能够代替法官的大脑，那么，法律领域总会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超验世界，其中，神力经常神出鬼没，缠绕着法官的心智。
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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